人们总是渡人、爱人、助人，而忽略了一个基本却非常重要的议题——自己。人往往连自己都不认识就想认识别人，不自爱就爱人，不渡己就渡人，不自助就助人。在人们的视野中，看不到自己，忽视了自己。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就意味着放下助人情节——至少是暂时放下助人情节。这是走在了正确方向上的，因为从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我早已放弃无用的助人情节，只跟人们陈述现实，陈述真相。现实真相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在那里，不偏向任何人。但这些陈述其实也没有什么作用：本就了解真相的人自然了解，拒绝真相的人一直拒绝。 所以陈述真相也是另一种助人，和其他助人形式一样于事无补。但这也不是一无是处，正如你必须助人，才能意识到自助；关于真相，你也必须说很多话，才能保持缄默。它是必须要经历的实践过程。
阅读更多伊斯兰，意为“顺从”，古代中国译为「回」。在这里我们尊重中国传统，称为回教。 回教诞生于7世纪初的中东，与犹太教、基督教的诞生地一致，三教均属于亚伯拉罕宗教，也都承认《妥拉》（即摩西五经，或《旧约》前五章）为经典。 回教信仰造物主（God），古代中国译为「至仁主、真主、胡大」；尊奉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耶稣（尔萨）、穆罕默德为先知，古代中国译为「圣人」。 伊斯兰神哲学与基督教神哲学（即西方哲学的母体）一致，以融合神学与古希腊哲学为主要传统。 7世纪中叶，回历（即伊斯兰教历）5年，回教入华，在唐高宗允许下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怀圣寺，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之一。怀圣寺与扬州仙鹤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合称中国回教四大古寺。 但回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却始于元朝，即13世纪中叶以后。元朝疆域广阔，首次大规模将东亚与中亚、波斯、阿拉伯等亚洲世界连成一体。大量已经信仰回教的突厥化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中国本土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唐兀人（藏人的分支）、蒙古人、突厥语族群改信回教。 14世纪中叶，明朝建立，朱元璋再造华夏。回教开始本土化，使用汉语、汉文、汉式建筑，并最终融入中国文化。
阅读更多超大特大城市不宜居，东亚的超大特大城市更加不宜居。 中小城市较为宜居，位于大城市周边、交通方便的话凸显优势、高性价比。 中国的部分区域已经步入发达地区，主要几个大城市和发达省份的生活成本在全球来看都是比较高的。中国步了日韩的后尘，生活压力大、内卷、竞争激烈、幸福感低、社会文化畸形，没有性价比可言。 工作与定居地可以分离。不仅是工作，很多东西比如事业、教育、投资都可以和定居地分离，依靠网络、机场和高铁来执行。 身份与定居地可以分离。比较值得拿的身份：香港、澳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欧盟。 宜居地以气候为最重要因素。比较好的地方：环渤海、东北、七河地区/伊犁河谷、云贵高原。
阅读更多对音乐舶来品一般有两种选择： 一、本土化。相当于为我所用，成为新分支，基本上随着时间推移跟母体的关系越来越远。东亚器乐嘻哈、北京说唱、川话说唱都是这么搞的，虽然他们还不自知，还会有不自觉的零星的对原生音乐的模仿。 二、加入主流。相当于皈依，去往音乐来源的所在地，学习他们的语言，做他们的东西。不管你是印尼的、英国的、中东的、西非的，都要去美国玩嘻哈，否则玩的就不是嘻哈（这里的意思是主流嘻哈，即美国黑人嘻哈）。 如果想在中国做这种音乐，那只能选择前者，把外来的东西本土化。但这决定了基本没可能成为国际主流，除非时间够久，除非主流都消失了，旁支成为了独苗。 如果想要中国的音乐走出国门，在全球流行，需要两个东西：首先是持久的经济繁荣，没有经济就没有文化，有文化也是昙花一现；再一个就是以中国为源头的音乐，不是别人的分支，得是独立的母体，得有原创性。
阅读更多经过与各地各国的人相处沟通，我可以非常确定中日朝韩等东亚人有一种迥异于其他大部分人的特殊气质。一开始我怀疑这是普遍的，但经过长久地接触我发现：这确实是特殊的。 绝大部分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非常内敛，有警惕心、疏离感、拘束感，他们不会轻易信任别人，很难自然畅快地表达自己，有想法也不会说出来。 在这里并不评判这种东亚气质的好坏，也不探讨它的来源和形成，我只是想说：我个人很不喜欢这种氛围，与他们接触时我感到不舒服。即使与他们长相一致、甚至语言相同，我也感到如坐针毡；反倒与中国少数族裔、东南亚人、拉美人在一块时，我感到如鱼得水，认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哪怕语言不通。 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地跨东亚、中亚的巨大国家，除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传统汉地以外，还有更广袤的国土，那里有更多不同的人群气质，却也属于中国。我很感谢自己成长于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经历，它让我免于拥有东亚气质；当然，却也让我难以融入东亚气质。 我想，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意识到了谁是我的群体，谁不是我的群体。它将帮助我选择走向何方，就像气味指引着鸟归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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