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7
我不喜欢学别人的理论心得。他们之所以境界开阔，也不是学的别人，是自己思考的理论。他们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理论只是他们的产品。所以我同他们一样，也从自己的思考得到总结。我解决的只是我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奔着解决自己问题的目的，在路上也会看看别人的东西。但最终解决的时候，靠的还是以自己为主，跟别人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
我认为学习的偏差会带来新的创造。学得一致，得到的是“山寨”；学得有偏差，才会有新创造。况且也不可能学得完全一致，因为我们没法真正理解巨人。试想一下，我可能要花几十年、上百年时间才能学完他们了解到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时间，所以理论上我无法完全与巨人们感同身受，无法完全拥有他们的视野所需的全部基础。我会说：我不懂社会学，不懂心学，不懂马克思，但我可以说：我懂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对于前人的理论，我们应该不求甚解，因为可能到死也不会完全理解。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借鉴他们的理论成果，怎样度过我自己的一生，也就是怎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不应该学习和了解那么多的东西：
比如王阳明说「顿悟」，那就够了。他得到了什么？心学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顿悟」这两个字就够了。
比如梭罗说「物质简朴，心灵自由」，我也认同，那就够了。超验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学习。我知道「物质简朴，心灵自由」对我来说是应该的，就够了。
比如马克思「反对哲学，否定哲学」。哲学是什么？我不用学习，我知道哲学没用就够了，重要的是实干。
比如多位先知说「造物主创造了一切」，那就够了，不必再苦苦追问。
比如佛学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有时脑海中就会出现一句：「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人生已经够短了，不需要做加法，而是需要做减法。人生太艰难，是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太多。所谓的学无止境，又何尝不是一种苦海无涯？我们应当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回到孩子般的天真状态。应当止于知其然，不再求得知其所以然，以实现有限的知识自由。
我将这样一种状态总结为「知识简朴」。知道太多、求索更多，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反而会不幸福、不自由。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物质的数量是天文数字，可多少人成了物的奴隶，失去了在原野上的自由。而知识的数量更为惊人，可多少人在求索中迷茫，失去了选择的能力。物质需要简朴，知识也同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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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6
自去年 8 月悟道（即获得智慧）以来，压抑的独处变成了积极的独处，对世界的看法由悲观变为了乐观，由一言不发变成了非常热爱演说，身心健康与幸福感大大提升。自生性的平静、充实、喜悦包围着我，这些东西的向外索求变成了内生供应。
我不得不思考这其中的原因并试图总结。从直觉观感上，我发现首要的原因是苦难，第二个原因是对苦难的思考。
从小到大，看过很多书和文字，但仔细想想：别人写下的，始终是别人知道的，我并不是真的知道。要得到真知，必须要亲自做一做。从这一点上来讲，阅读是无用的。如果我知道，读到作者也同样知道的东西时我会赞同；如果我不知道，读了只会没有反应。所以我排除了把阅读视为首要原因的可能性。那么，首要原因要从哪里找？是实践行为吗？
实践行为是获得真知的方式，通过它，我可以真的知道。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知识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事实的映射；智慧是逻辑、思考、辨别、分析能力。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也有可能是没有智慧的；一个获得智慧的人，也不一定对很多事物有很深的认识。知识是知识，智慧是智慧。行动可以获得知识，但无法获得智慧。
那么，从何获得智慧？我认为，苦难是智慧的源泉。苦难包括了人们在生活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及其投射在人们心中的烦恼痛苦。有了苦难，才有可能有对于苦难的思考。没有苦难，人们只会悠然自得，对苦难的思考也就不会产生。
当然，只有苦难也不行，还要有对苦难的思考，即思考苦难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种思考应该有两个结果：一是没想通，从而放弃思考；二是想通了，从而获得了辨别苦难的正反面的能力、走向苦难反面的能力。还应该有一个过程，就是正在思考的过程。以上三者，就是思考的三种状态。
为什么有苦难？这应当是思考中的核心。想清楚现实与心灵中痛苦磨难的根源，才能决定自己怎么办。因为决定其实是一种选择，依赖于辨别能力。也就是说，一旦思考清楚了为什么有苦难，就获得了智慧。
因此，我认为智慧的获得来自于苦难与对苦难的思考。获得智慧的那一刻，自己就会知道自己已经确实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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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5
人生有无限种可能，每种都很好，重点是：是否全身心投入，是否给自己带来活力，是否让自己感到舒适。但其答案通常是否定的。那么，如何改善呢？我认为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方法入手：逃离不想做的，逃离消耗自己的，逃离不舒适的。我总结为：走出不舒适区。
人们当然知道自己在什么环境、什么状态不舒服，尤其是置身其中的时候。但人们却很少走出泥潭，依然让自己处在那个“不舒适区”，从不改变，一味接受。表面上看，是我们没有勇气做出改变；本质上，则是因为现实条件虽不舒适但也还行，还没有到不改不行的程度。所以那些得到极致痛苦的人，同时也因祸得福，不得不改变，不得不出走，不得不逃离。
对于“光脚的”，不用说太多，他们早已破釜沉舟、无所畏惧，去寻找自己的舒适区了。对于“不上不下”的，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他们还将长期处在不舒适区，接受阵痛却无法逃脱。
如果只是被现实决定，那么人其实并没有掌控自己的人生；超越现实，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那才叫真正的掌控了人生。我们确实被现实决定，但往往忽视了我们的精神力量，忘记了用它去改变现实。一旦动用了这一武器，走出不舒适区就只是很容易就迈出的一步。
那么，走出不舒适区后去哪？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走出不舒适区这一举动，就已经是伟大的改变了。至少已经脱离了那个不停消耗自己的泥潭，给自己了一些喘息的时间。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恐怕要想想更深层次的问题。想想我们在做什么，为了什么，急匆匆地去这去那是在做什么，绝大部分人可能会回答：在挣钱，为了有更好的生活。但据我观察，他们并没有挣到钱，生活也没有变好，甚至变得更坏了。比更好的生活来得更快的通常是人生的无常，美好的愿望只是愿望，平淡甚至更糟的未来才是常态。我们应该理智地看到未来：生活不会变好，结婚也会离婚，父母终将老去，病痛永存人间。从那个必然的未来穿越回来，再回到当下，我们是不是该问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答案是没有意义，意义是人赋予的。每个人要自行赋予人生以意义，要找到自己的意义。找到了意义，才能更理智地过好有限的一生，才能谈走向何方。
对我而言，我赋予人生的意义是开心、快乐，同时我的去向就很显而易见：
与人们待在一起，我开心，那我就与人们待在一起；
不学习，我开心，那我就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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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4
之前我国的经济驱动力主要是：低中端制造业与海运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消费则基本可以不算，中国主要是一个供应国，而不是消费国。
现在改成了依靠中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消费。
中高端制造业方面，目前我国是求贤若渴的程度，外来的、本土的，美国的、韩国的、德国的，照单全收，把产业链建立在中国，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与相对较高的收入。
服务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产业，它在之前是比较成功的。在过去二十年里，只有中美建立起了成规模的互联网产业，但其缺点是没法像制造业一样提供大量岗位。下一波浪潮是区块链产业，在中国同样很有规模。中国对区块链产业的政策是去币存链，有所节制，鼓励良性发展。但毫无疑问，全球区块链产业中依然是华语人士占半壁江山。
消费方面，是最艰难的领域。主要方向是营建一个市场，用来消费本土和外来的商品。对国人来说，普通的商品都很便宜，消费者数量也很多，但整体消费能力还是较低的。由于贫富分化，造成了穷人的消费降级与富人的消费升级并存。消费升级的群体依然不能消费大量商品；而消费降级的群体的消费变得更少了。所以这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挺多的：中高端制造业的人才缺口和就业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全国统一市场的问题，消费习惯的问题（包括买消耗品而不是买房子等投资品、买亲子娱乐而不是课外辅导、精神文化领域的消费等）。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转变成一个成功的消费国，所以这是个后期才能起效果的方面。全球经济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我国成为消费国则意味着老的消费国的生活水平开始下滑，意味着有些非工业化国家开始工业化、成为新的代工厂。从历史规律来看，这个成果的实现逃不过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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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3
孔子对世界和历史的影响确实很大，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对东亚、欧洲的影响非常深远，很多外国朋友最了解的中国人物大概率也是孔子。但我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下来，发现儒学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影响远不如佛教和道教大。
首先儒学在孔子时代并没有流行，就像释迦摩尼在印度教社会开创佛学一样，都才是草创阶段、小众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学说是法家、兵家、纵横家；汉初用黄老之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才开始采用儒学。儒学强调的是社会阶层，类似于印度教，下不能犯上。但此前中国早已经历陈胜吴广起义，汉朝开国皇帝就是布衣天子。从后世的各种武将造反、农民起义看来，此时启用儒学来强调纲常伦理是没有起效的，大家信的还是陈胜革命学说，不信儒学。
况且董仲舒的儒学真的是儒学吗？除了强调孔子的纲常伦理，他还强调阴阳五行、感应、灾异、君权神授等，不是纯粹的儒家，还糅合了阴阳家。此后经学、玄学、天命鬼神大行其道，几百年间儒学一路凋敝，未见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而 在此期间，佛教传入、道教创立，这两者逐渐兴盛。
唐朝皇帝认老子为祖先，大多崇尚道教，但对多个宗教保持不同程度的宽容。唐朝期间，伊斯兰教随商人由陆海两路进入中国，景教（基督教的东方亚述教会）、拜火教、摩尼教等从西域进入中国。但除伊斯兰教外，其他影响不大或随即消去了影响。此后佛教势大，寺院和僧人增多，产生了数次灭佛运动。佛教在印度绝迹；在藏地取代了藏王的统治；在汉地反而本土化，融入了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这一时期被佛教和道教所塑造。
儒学在中国历史中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则是很晚的时候了。南宋到明初，中国产生了“文艺复兴”，儒学兴起。由程颢、程颐开端，推崇孟子，对抗佛老。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人物，主张仁政、性善、民本，一千年间未曾有统治者用过其学说。朱熹继承二程，将《孟子》编入四书，开创程朱理学（或叫新儒学），儒学这才走上了历史舞台，有了孔孟学说的说法。朱熹死后，从祀孔庙；元朝，孟子被尊为“亚圣”；明朝，孔孟学说（即理学）被定为官方学说；清朝，朱熹的牌位进入大成殿，成为孔庙十哲的第十一哲。中国人开始受到孔孟之道的影响，同时该学说也传播海外，在东亚、东南亚均成为国家与文明的重要学说，在多个国家成为官方主导学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是“文艺复兴”，也是“百家争鸣”，各种与理学不同的学说、理学的分支也有许多。其中由陆九渊到王阳明发展了理学的分支、与理学对立的陆王心学。但清朝建立后尊奉理学，心学受到打压。
清朝经受了西方各种思想的传入、本土新思想的冲击，比如民主主义、基督宗教、太平天国等。清末民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逐渐扎根中国、本土化发展，取代了理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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