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在不断进行王朝更替，没有思想上的进步，没有发展出人的自由精神、理性精神。

这个论断是错误的。王朝更替与思想进步的相关性并不大，历史表明，中国早在频繁的王朝更替到来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成熟的精神思想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在史书记载之前（周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宗教改革（“绝地天通”），实现了政教合一，进入到世俗社会；君权与神权合一，只有君主可以祭祀天地、与上帝（昊天上帝，不是西方的天主）通话、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天子）；在此之后来自境外的落后宗教（比如佛教）想要建立神权社会，无一例外被历代君主进行“灭佛运动”。

2. 在史书记载之前，就已经有了革命传统（“商汤革命”），君主并没有绝对权威，是可以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人取代的；在平民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布衣天子（刘邦）出现之后，可以发起革命的主体扩大到了平民阶层。

3. 在战国时，已经有了改革传统（列国变法），主要改革内容即鼓励实业扩大生产（在农业帝国时期实业的具体形态就是农业、手工业，主要办法就是肯定土地私有、奖励耕织）、打破世袭特权（以功行赏、因能授官）、重塑价值观（解放思想、祖宗之法可以变）等，此后历朝历代的变法也继承该传统。

4. 战国时，已经打破贵族制度（废除世袭特权，实行军功爵制），布衣将相开始出现，出身微贱也可以因军功成为新贵族，是事实上的“人生而平等”。

5. 战国时，奴隶制度逐渐消亡，雇佣关系或雇佣产生的主仆关系成为今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主流，平民阶层再次扩大，是事实上的“人生而自由”。

在农业帝国时代，平民指的是：绝大部分的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包含佃户与自耕农）或手工业者，与极小部分的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商贩、服务者等）。作为文化主体的平民们，没有宗教束缚、没有等级制度，有的只是功利、理性的社会生活，在平民社会中当然可以开始自由地创造乡村与城市里的平民文化。这些平民文化是厚重、繁多、庞大的，但在历史记载或书面留存上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所限，这些精神文化产品的留存主要靠口传、图画、文字，没有影像、录音；而古代中国的文盲率长期保持在大概 90% 左右，绝大多数平民看不懂文字也不会写字，所以相当大的一部分的反映自由精神的文化作品并不能流传下来。就流传下来的随便举例：

比如民谣、民歌、诗词、诗歌。在周代由官方编辑的《诗》（即《诗经》）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不说了，再明显不过的自由精神；“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意思是说“上帝的事情不可知，效仿周文王的作为，才能得到诸侯国的信赖”，典型的政教合一；“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斥责上帝，典型的人文主义。而欧洲直到十七八世纪才走出迷信桎梏。唐诗宋词在其各自的历史时期极为兴盛，在平民文化中也比较受推崇。关于社会人群、市井生活中人文主义、自由精神的刻画非常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再比如更多的非文字形式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一不是成熟的精神思想、成熟的平民社会下的文化产物，其体现人文思想的作品或形式更加丰富、繁多，这里不再赘述。

所以，说中国没有思想精神上的进步发生，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公元前就完成了人的自由意志与精神世界的构建，再往后并没有更多的进步的余地。中国只是吃亏在了产业升级与教育普及上：

1. 产业升级上，没有率先发展出机器工业，继而没有相对更高的生产力与经济实力，也就没有了在精神思想领域更强的话语权、包装能力；

2. 教育普及上，没有扫除文盲，可以断章取义地理解为“古代中国在本质上没有文字”，也就少了很多书面形式上的对精神思想的记载、积累，优秀的精神思想没办法流传下来。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要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提“汉字不死，中国必亡”的原因；汉语拼音在构建之初也是以文字方案的定位来设计的，而不是推出时候改为的注音方案。但历史证明了这一主张是错误的，汉字的废立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普及。

写于2019年1月12日